成立背景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与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汇报。当讲到“两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配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指出：“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个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于是，建立中央领导的全国性机构来主抓“两弹”被提上中央决策层的政治议程。
据此,10月30日，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关于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11月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展开剩余86%机构地位及职能
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级干部。12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中央军委及全国范围的党的系统发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中央专委的地位和职责。《决定》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更大成果，遵照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中央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委员会的决定，由有关方面坚决保证，贯彻执行。
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上，对委员们说了一段含意深刻的话：“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现在要动手动脚，是首长又是‘脚长’，权力最小也最大。你们个人没有任何权，但问题一经专委决定，你们检查执行，权力又最大。要善于和各方面协商，要口勤（电话、交谈、报告）、手勤（动手、动脑写东西）、腿勤（深入、调查、拜访）。”
中央专委领导重大任务的具体过程
从1962年11月7日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周恩来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建设、科研和生产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这期间，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进入突飞猛进时期。
中央专委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适时部署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相继在1966年、1967年、1970年“两弹一星”直上蓝天。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加快。”周恩来及时作出研制氢弹的安排。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委会提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经过广大科技人员两年多的艰苦奋斗，1967年6月17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这次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泽东1958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也提前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1968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在抓氢弹研制工作的同时，提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经过近两年的努力，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相结合的试验。1971年9月10日，我国研制的洲际导弹首次发射飞行试验成功。
在研制氢弹和导弹的过程中，从1965年起，周恩来要求抓紧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1965年5月4日和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第二次核试验提出要求，并讨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同年8月9日和10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原则批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规划方案，争取在1970年左右制成发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68年春，研制成功，并完成了一切发射准备。
1970年春，周恩来多次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汇报，仔细检查每一个关键环节，并提出明确要求。4月14日，卫星及其运载火箭被运往发射阵地。24 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按程序正常飞行，卫星准确入轨。发射后15分钟，即接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
机构作用
《聂荣臻传》：
中央专委总揽全局，将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纷繁头绪化解开，转变为一道道十分明确的任务，安排下去，5个方面军的协作配合更加紧密了。中国尖端武器研制建设之快，与中央专委极有效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可以说，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势性，以及当时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时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
那时，既打破了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又出现了谁也不讲价钱的好风气，大家全力以赴。中央专委办公室多次召开了大规模协作会议，效率都很高。当时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对各方面提出的难题，往往以连续跟踪的办法，找出一次协作、二次三次乃至多次协作的连续性课题，全面予以落实。记得中央专委办公室曾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研究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进行分工协作，开了几千人协作大会和多次中小会，进行连续的联合攻关，克服了大量科学理论和技术工艺的难题，全面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
周总理是具体负责“两弹一星”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两弹一星”不仅仅是核和航天两个部门的事，要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部门大力协同。（中国）科学院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力量的大本营，他们对“两弹一星”事业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其他如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工业部做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工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一些重要的电子仪器和元器件工是电子部、邮电部完成的。当然，国家综合部门，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也是将“两弹一星”列为重中之重，全力给予保证的。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最后说到经费问题，周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先念同志，请你高抬贵手。”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像以上这些高层次的组织协调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做的。而各部门、各单位对于“两弹一星”的任务也都是不讲条件、全力以赴地保证完成。像这样的大协作，也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办到。
参考资料：
1.曾敏：《聂荣臻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钱学森传》，人民出版社，2011
4.刘武生：《周恩来在建设年代（1949-1965年）》，人民出版社，2008
5.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管理世界，2021.
来源：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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